校园餐安全问题频现缺乏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
学校应建立家委会参与决策监督机制
“学校午餐”成为今年地方两会出现的高频词。
在四川省，有政协委员提出，政府应鼓励符合要求的餐饮企业为学生提供物美价廉、科学合理、安全放心的营养午餐，可以将之纳入政府采购，并在财政补贴、用地、税收、标准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在上海市，有政协委员建议，尽快为中小学生午餐安全立法，建立健全中小学食品安全长效管理机制。
新学期伊始，加之全国两会召开，学校午餐再次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话题。
不过，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陈伟力认为，在校园餐领域，立法、监管、评价等方面尚缺乏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对此，《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安全系头等大事
留样是关键一步
在北京某小学从事后勤工作的连师傅向记者介绍，每天早上7点10分，校领导会值班检查买进的菜，“学校食堂的后厨全部安装监控，餐厅有电视，每个操作间都能看到。而且监控和局里连着，可随时抽查。各级对学校食品卫生抓得很严”。
在连师傅给记者发来的照片中，食堂里装有不少监控摄像头，“每个环节都是透明的，所有流程都在监控下进行”。
张海在一所中学担任食堂主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食堂有一个冷藏柜，储存着最近3天的饭菜留样，“安全是头等大事，留样是很关键的一步”。
记者了解到，张海所在的学校食堂共有工作人员20多名，学校要求老师参与食堂事务。“副校长一般6点半到学校，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称菜、检查菜品是否新鲜。”张海说，学校抽出15名老师到食堂值班，每天必须有一名老师监督、把关食堂运行情况，包括饭菜质量和价格、食堂卫生情况等，“要做到人人满意确实太难了，况且学校食堂的工资待遇，也留不住好一点的烹饪师傅。硬件设施也有不足之处”。
曾在某国际学校供职的李贝珊向记者透露，在她工作过的国际学校，对家长公开的伙食收费标准是，早餐15元、午餐30元、晚餐30元、夜宵15元。按学校要求，为了教育孩子的用餐礼仪，监督小班每个孩子的就餐习惯，老师们必须和学生坐在同一长桌用餐。
“我们和孩子一起吃饭，吃的饭菜一样，学生吃不饱可以举手向阿姨示意加饭，老师不够可以自行打取。”李贝珊说，“很多菜，老师都不愿意吃，自己带小菜来下饭。孩子们会吃吗？中餐和晚餐是两荤一素，番茄炒蛋是荤，三个小虾是荤，茄子和肉末星子是荤，红烧豆腐也算荤。阿姨给孩子们打的菜，真的很少。”
着重监督生产源头
供餐环节公开透明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38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亿人。校园餐业成为社会刚需。
在调查中，记者注意到，现阶段，很多中小学校还不具备自己开办食堂供餐的条件，企业配送学生午餐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将大量存在。
去年8月发布的《学生餐营养指南》，规定了6岁至17岁中小学生，一日三餐的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食物种类及配餐原则等。不过，《学生餐营养指南》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胡小琪发现，目前，仍然有许多一线企业对此标准知之甚少。
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校园具有相对的区域封闭性。为了食品安全，很多学校一般不允许学生在校外用餐，午餐集中供应便有了一定的市场垄断性。
那么，午餐是学校供应，还是外包配送？一些家长认为，学校供应比较好，既好管理，又可放心，“配送肯定会导致饭菜存放时间长，怕饭菜闷坏”。
也有一部分受访家长支持配送，认为“经济实惠”“配送既可以给学校减压，又能适当给学生补充营养”。
“学校选择何种午餐方式，相关部门没有要求。”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目前学校供应学生午餐有三种模式：一是食堂委托经营，聘请专业的餐饮公司；二是学校经营，原料统一招标；三是午餐配送，“采用怎样的方式供应学生午餐，关键还是因地制宜。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卫生、安全是第一位的”。
“目前，多数学校采用的‘企业集中配送’模式有很多中间环节，学生家长和学生个人无法直接对接供餐企业，对供餐商无法进行选择，加上有些学校订餐负责人唯利是图，在订餐环节不能确保公开透明，导致学校午餐出现诸多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只要订餐的环节公开透明，无论采用何种供餐形式都是可行的。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出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供餐形式，而是由于缺少家长监督，导致在订餐环节出现权钱交易和腐败。
在采访中，也有业内人士直言，学生午餐安全问题，主要出现在食材质量、食品制作和存放等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隐患。各地食药监、卫生等市场监管和卫生部门，应从食品来源、制作和配送等环节实施常态化的监管，经得起全面追溯。
在储朝晖看来，中小学校供餐企业良莠不齐、饭菜质量不高等问题是由于供餐环节不公开、不透明，学校订餐负责人与供餐企业背后存在利益往来，导致校餐供应商有机可乘，“教育主管部门和食药监等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着重监督供餐企业生产的源头和流通环节，使其按照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来生产校餐”。
“学生餐一直出问题是由于订餐过程只有行政力量主导，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监督，以及招标不透明导致的。”熊丙奇说，目前，各地营养餐或学校食堂的安全与质量问题，都指向家长参与决策与监督机制缺乏，所以应当建立家长参与监督机制，发挥家长参与监督的作用。
考核评价缺乏标准
多头管理渐成趋势
近年来，校园餐领域已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与资源倾斜。
在乡镇村居，教育部于2011年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7年来已覆盖全国29个省份(京、津、鲁单独开展了学生供餐项目)1631个县，受益学生人数达3700万。在城市社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7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辽宁省盘锦市、浙江省义乌市等8地12所中小学，开展“营养校园”试点项目。
与此同时，各地也对学校午餐的管理进行了各种探索。
2018年11月5日，安徽省教育厅提出，安徽将制定学校午餐管理办法，引入准入与退出机制。此外，安徽还将落实中小学校校长陪餐制，及时公开就餐人数和带量食谱等相关信息，并成立由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代表参加的膳食委员会，定期对饭菜价格和质量进行评估。
2019年2月21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新学期幼儿园、中小学、高校等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通知》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责人每顿饭与学生一同用餐，及时发现和解决供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储朝晖对记者介绍，针对学生餐，监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靠行政部门监管，另一种靠市场本身监管，“如果学校订餐人能够认真负责，让订餐环节公开透明，完全可以由市场竞争本身来监管，这也是最有力度、最可持续的监管”。
“在对营养餐供给、选择的机构进行监督时，应当引入包括食品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家长和社会力量的监督，媒体也要发挥监督政府部门的作用。”储朝晖说。
不过，储朝晖也坦言，“引入与退出机制”产生的作用有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为了保证中小学生校餐吃得健康安全，学校应选择认真负责的订餐人，市场监管部门应定期对供餐企业的调查结果进行公示，让每一位学生和家长了解实际情况，时时进行监督。
“所谓的准入制度和退出机制，只能对学校在选择供餐企业时起到约束作用，这本身就表明了校方在选择供餐企业时具有不受监督的权力。”熊丙奇说。
同时，也有民众质疑，校长陪餐制是否会成为花架子而无法落到实处？
储朝晖的看法是，“陪餐制”在多数地方只是一种形式。由于无法判定“陪餐人”与“配餐人”之间是否具有利益相关性，因此无法根本解决目前中小学午餐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午餐，而且整个学校的管理体制，家校合作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关系。目前，在中国教育管理体系中，无法建立真正正规的家长委员会，因此在配餐方面很难发挥正常的作用”。
“校长陪餐制度在各地都有实施，并没有杜绝以次充好等问题。这是由于学校校长代表的是校方(行政方)，在行政主导之下，家长并没有进行参与和监督。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每个学校应当建立家长委员会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机制，让家长参与招标供餐的全过程，减少问题发生。”熊丙奇建议。
“校园餐的日常监管呈现多头管理态势，需要形成系统常规有效的管理体制。学校自主经营食堂缺乏监管考核评价标准，社会餐饮企业准入校园餐的资质、考核、评价、退出等机制不规范。”陈伟力说。
此外，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建议，尽快为校园餐立法，对学生营养午餐标准、学校午餐供应与管理进行规范与约束，厘清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职责。
本报记者 赵丽
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备受百姓关注。如何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监控，形成全流程监管制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信廷一直在“可追溯”这条路上不懈探索。
在他看来，可追溯体系是国际公认的质量安全保障手段。尽管我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推行农产品安全可追溯体系，通过技术手段做到生产、流通、管理和消费全程可追溯，但仍然面临着诸多瓶颈。
攻克核心环节，实现精准追溯
杨信廷总结出了安全可追溯体系的三大瓶颈：一是追溯标识易断链，单一环节的产品编码难以统一，标识防伪能力弱，多环节及多包装转换中标识不能有效衔接；二是生产源头保障弱，生产环节信息技术应用较多，但预警决策能力弱，导致源头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不强；三是全程管控水平低，供应链各环节信息采集手段单一，信息流通不能有效衔接，质量安全全程控制能力薄弱。
为了做到提前防控、减少用药，实时监控、减少腐损，全程管控、精准追溯，近五年，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与物流技术研究,杨信廷带领团队持续加强技术创新，先后主持国家86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北京市科技计划、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欧盟第七框架协议（FP7）等项目，不断收获创新成果。
针对农产品追溯编码防伪性差的问题，杨信廷提出了“基于GS1的农产品三段式追溯编码方法”和“基于AES的农产品追溯码分组加密压缩方法”，实现了农产品追溯码的在线赋码和防伪。同时，通过建立基于环境—病/虫情实时监测数据的果蔬主要病虫害预测预警模型，提出了果蔬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数据安全锁定方法；通过开发物流配送过程、交易过程质量安全监控系统等，实现了流通过程信息采集与管理；研制了嵌入式包装标识识读设备，实现了面向政府管理部门的现场监管和面向消费者的实时追溯。
多模式并举，创新成果落地开花
经过13年的研发和示范应用，杨信廷带领团队研发的技术成果已经成功应用到农产品各品类、各供应链各环节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各相关主体，并在11个省市的425个单位开展了示范应用，在应用模式上不断推陈出新。
在天津，“放心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规划，计划用4年时间建设“放心菜”基地40万亩，以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管理制度化、监管信息化的标准，实现蔬菜质量安全全面提升。目前，该技术成果在天津10个区县级72个乡镇级应用，已覆盖所有涉农区县。与此同时，这一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产品追溯应用模式，也在广州、河南、三门峡等地得到推广。
2017年，针对天津市十三届全运会蔬菜质量安全保障的需求，杨信廷带领团队开发了蔬菜专供基地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实现了对生产基地、物流过程、产品检测的全流程管理。
“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提高农业竞争力必然要求产出更安全的农产品、提供更透明的供应链信息、打造更知名的品牌。”杨信廷说，农业信息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而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迅速，正在加速向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渗透和应用。他坚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技术将更快更准更便利，迎来又一新的发展机遇。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源。一直以来，土壤就是我们的衣食之源。日前，来自国家连片集中贫困地区武陵山片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佳惠集团董事长李小红就农产品生产端安全问题向记者谈了自己的建议。
李小红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土壤质量息息相关，而土地过度利用又会严重破坏土质，目前在农产品生产端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了不让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食品安全的忧患之地，治理农田土壤、解决农产品生产环节的问题既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要务，也是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要务。
她建议，划分土地质量等级，制定等级标准，进行一年一度标准年审，并将等级标准纳入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根据土地等级标准，确定土地“休养生息”周期，对“修养”期的土地进行适度“疗养”等综合治理方案；村村建立农技指导站，指导帮助农民按照种植标准科学种植。
她呼吁，完善食品安全检测和追溯机制。加强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权威管控，确保农产品检测的严肃性，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将各项指标检测监管到位。将追溯重点落实在对产品质量的追溯上，不但完整记录生产过程中产品品种、生产时间以及生产主体信息，还要记录种植处理、土壤消毒、栽培方式、施肥、灌溉、农药使用、收获采摘等信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这些信息形成巨大的数据库，最终上传到公众信息平台。通过全程管控，在田间地头消除农产品安全隐患。
她还提出，借鉴“河长制”的成功经验，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堡垒作用，推行农产品安全“村长制”，加大对土地、生产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小农户的教育培训，实现与食品安全监管和追溯体系的无缝衔接。
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和营养常识的普及，“吃糖过多不利于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少糖”成了健康饮食的基本原则之一。“无糖食品”，也就成了健康饮食的一大方向。
不过，喜欢“甜蜜”是人类天生的口味偏好。很多人在口头上大谈健康，而在行动上却选择甜味。做出“无糖食品”并不难，但“无糖而甜”才是消费者真正的需求。
甜味剂从十九世纪就开始得到应用
十九世纪末，糖精面世以来，“有甜味而不是糖”的甜味剂就一直在批判和质疑中默默地赢得更多的拥趸。一百多年的发展，市场上有了很多种甜味剂——有合成的，有天然的；有甜度极高的，也有价格便宜量又足的；有“甜味纯正的”，也有“后味发苦”的……
对于饮料类食品，这些“高甜度、无热量”的甜味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月饼等烘焙食品中，它们的空间就很有限。原因在于，糖在这些食品中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提供甜味，还负责结合水分、增加稠度，甚至与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等等。高甜度甜味剂只能解决甜的问题，而对这些作用无能为力。如果使用它们，这些食品的口感就会大大受影响。
无糖月饼里面的麦芽糖醇到底是什么
近几年“无糖月饼”越来越多，而味道和口感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从配料表和营养标签上可以看出，它们的确不含糖，而出现了诸如“麦芽糖醇”的东西。
这个麦芽糖醇，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在化学上讲，“糖”是指“多羟基的醛或者酮”。醛和酮的特征基团是一个羰基，可以加上一个氢原子而变成“醇”。这样来自于糖的“醇”就被称为“糖醇”。
麦芽糖醇就是麦芽糖加氢还原而得到。在生产中，它是把淀粉水解成麦芽糖浆，然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与氢气反应，就得到了麦芽糖醇。
催化加氢是个“化学反应”，所以糖醇跟传统的“天然产物”就有了不同的出身；但它们毕竟来源于淀粉，跟糖精、阿斯巴甜、甜蜜素等纯粹的“化学合成产物”也有明显的不同。如果非要给其“天然”还是“合成”的标签，也就会争得不可开交。
麦芽糖醇有甜味，比麦芽糖还要甜一些，不过不如蔗糖那么甜。糖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主要源于消化吸收之后引发的胰岛素变化等一系列生理反应。麦芽糖醇被吸收的比例很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蔗糖要小得多，所以美国糖尿病协会指出，糖醇食品对于控制血糖是有利的。它们也不会被口腔中细菌所发酵，也就不会导致龋齿。
除了消化吸收率低，被吸收的糖醇在代谢之后产生的热量也比相同量或者相同甜度的糖要低得多。中国的国家标准规定，糖醇的热量值按“10千焦/克”来计算——这个热量值，稍高于纤维“8千焦/克”，大大低于糖和淀粉的“17千焦/克”。而比较特殊的赤藓糖醇，则是按照0热量来计算。跟糖相比，糖醇在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时，对于控制体重就会友好一些。
虽然已经不是糖，但是在食物中，它还是能有保水、增稠和填充的作用。这些特性，使得糖醇可以在糕点、冰激凌之类的食品中很好地代替糖。
“糖醇”本身的热量不可忽视
需要强调的是，糖醇并不像其他的那些高效甜味剂一样“无热量”。因为甜度不高，它们在食品中的用量比较大，产生的热量也还是不可忽略的。换句话说，它们在热量和影响血糖方面，只是“比蔗糖要好很多”，而不是“没有影响”。此外，大量食用糖醇可能导致腹泻——好在这个“大量”的数值也确实有点大，对于成年人大约是每天90克麦芽糖醇。正常情况下，人们可能也不会吃到这么多。
麦芽糖醇只是糖醇的一种。把不同的糖加氢还原，可以得到不同的糖醇，现在常用的还有木糖醇、山梨糖醇、甘露糖醇、赤藓糖醇等等。跟麦芽糖醇一样，它们不会导致龋齿，对血糖的影响很小，相同甜度下热量比糖要少得多，摄入量过高可能导致腹泻。不过不同的糖醇在具体特性上有所不同，比如木糖醇的甜度比蔗糖还要高一些，而“安全摄入量”要低一些，成人推荐控制量是每天50克，而儿童是每天20克——这个量也不算少，但如果不加以节制的吃，也还是可能超过的。
2018年10月23日，世界银行在其官网发布题为《食品安全势在必行：加速中低收入国家的食品安全进程》（The Safe Food Imperative: Accelerating Progress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的报告，报告共分为5章，分别是前言、为什么安全的食品事关经济发展、不安全食品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的负担的证据、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现状、增强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措施、未来的展望。由于英文报告篇幅较长，本文仅对报告提要部分、展望部分进行编译，以飨读者。本提要是对《食品安全势在必行》报告的浓缩，该报告提供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更多细节性的经验分析，文献综述以及一系列改进措施。
提要
1.食品安全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关联。特别是关于消除饥饿和贫困，促进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那些目标。食品和营养安全（Food and Nutritional security）只有在餐食的“食品安全”基本要素得以保障（Safe to eat），且消费者具备食品安全意识时，才能够得以实现。食品安全事关农业的增长和转型，以养活持续增长的世界人口；事关国家食品体系的现代化，事关一国有效融入地区和国际市场。
2.食品安全是利益相关者作为或不作为的结果。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的环境、设施和社会政治条件下相关行为事关食品安全。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食品处理者和分销商（food handlers and distributors）、食品生产者、食品服务提供者、消费者、监管者、科学家、教育家以及媒体。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受到他们有关食品安全危害的意识；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的科技能力、财务能力及其他能力；现有规则，动机和其他激励机制的型构。
3.食品安全的结果，极大地受到政策、投入及其他干预措施的影响。政策、投入及其他干预措施改变着从农田到餐桌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识、能力和实践。功能健全的市场能够提供鼓励农民和食品行业从业者，提供符合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的产品的激励机制。即使如此，仍然有许多情况下因信息问题和交易成本问题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额外的措施是必需的。信息问题包括食品（food products）的实际属性、食品安全危害的位置与源头。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最近，食品安全也仅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政策关注和有关风险控制能力建设有限的投资。
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此类情况的发生。一是国家层面的食源性危害及死亡事件、不安全食品的经济成本、食品安全控制措施的功效等方面缺乏经验基础（empirical base）；二是制度性因素：食品价值链与公共机构授权的碎片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有效的消费者代表机制的缺位。由于数据的稀缺性和主题式的领导方式（thematic leadership），仅当发生食品安全危机的时候食品安全才出现在国家的议事日程上。典型的食品安全危机包括引发死亡的食源性疾病的爆发、食品掺假丑闻、贸易禁令、因不符合标准引发的广泛的托运禁止（consignment rejections）。在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会导致回应性的危害控制措施，以及一连串的监管行动或监管投入。但是，如果这些问题的应对被纳入到危机管理模式，通常会在目标、内容、方式、持久的功效等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包括采取食品安全控制措施的时机、采取更加慎重的、基于科学依据的、前瞻性的和协商一致的方式。
4.食品安全领域常年缺乏政策关注和适当的投入，使得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连贯性发展受到阻碍。其中许多国家在食品安全的科学依据、必要的设施、训练有素的食品安全人员、食品安全文化和具有可执行性的法规规章方面都呈现出食品安全体系的脆弱性。中低收入国家的国家食品安全体系治理也同样非常脆弱——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责任都未能得到很好地界定和理解。即使有些中低收入国家具有特定领域的很强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也只是对农业体系和富人消费者的支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极其脆弱的领域是缺乏处置穷人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设施和服务。这些穷人所面临的食源性疾病负担是不可见的、是悄无声息的。中低收入国家的食品安全的主要资源聚焦于贸易领域，这需要作出改变。对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双边或多边的合作者而言，遵守国家贸易合作伙伴的食品安全法规规章和标准成为其加大食品安全投入的首要目标。贸易相关的合规挑战一直是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问题，利益相关者也在积极采取行动。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都会因拓宽或调整他们的食品安全关注领域而获益。
处于变动中的人口统计模式和饮食模式在国内食品市场创造了新的商机，但同时也增加了中低收入国家民众暴露于食品安全危害的可能性。尽管无法看到准确的统计数据，不安全食品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的经济成本是重大并持续增长。本报告旨在提升政策制定者有关中低收入国家食源性危害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意识，呼吁给予食品安全更多的公共关注和资源投入。
展望
1.食品安全需要“共享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食品安全属于公共产品（public good），政府不能也无力承担安全食品的首要责任（primary responsibility），食品安全需要通过“共享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的责任分担机制来实现。但是实践中如何有效实现“共享责任”的可操作化，对许多中低收入国家而言仍是一个重大挑战。政府应该更好地扮演好规划设定和召集人的角色；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的信息；有效地运用一系列政策工具对农民、食品行业从业者和消费者加以调动、激励，促使其作出行动。以前从业者经常强调有效的“官方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而当下对政府而言最为重要的角色是引导利益相关者通过食品安全投入和行为改变，来与政府共同承担更安全食品的目标和责任。
2.“共享责任”要求改变食品安全监管模式。食品安全管理“共享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要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变革。基于现场检查、产品检验，以及违法行为法律和经济惩戒为核心的传统模式，是一种严格的权威模式。它虽然看起来对公众、媒体和政治政策决策者更有吸引力，但是它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在小农（smallholder farmers）、微型和小型食品业者（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以及非正规食品单位（informal food channels）占主导地位，而监督和检查能力又有限的语境下，这种传统的基于检查、检验和处罚的权威模式是高度错位的（highly misplaced）。
3.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关系的重构。以责任分担为内核的共享责任，意味着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关系（regulator-regulated relationship）向政府努力提供促进更安全的粮食生产、更安全的食品加工、更安全的食品销售的激励机制的转变。监管的角色变为，设定最低限度的食品安全标准，留给食品行业从业者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决定他们如何实现这些标准，对政府而言，应该通过向从业者提供信息、其他资源和支持以激励并帮助其更好的合规。因此，监管结果的测度，是以合规企业和食品安全的结果而非对从业者的罚款或责令关闭停业来实现的。
4.更加科学明智的食品安全投入。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不仅需要增加对食品安全的投入，还应该以更加科学明智的方式去增加投入。这意味着要基于清晰的目标和食品安全干预措施实施效果的追踪评价来投，意味着在食品安全体系的基础知识、人力资源、基础设置等方面投入，意味着平衡对软硬件的关注度，意味着实现投入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意味着确投入和产出的持续性，意味着用公共投入带动私人投入。关键的投入包括对环境健康事务的投入，比如减少土壤、水和空气污染。这些措施有助于降低食品供应链的交叉污染可能性。同样重要的还有对公共医疗体系的投入，以降低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本报告为政府提供了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构建更为有效的政策框架体系以治理食品安全，二是更好地实施这些政策。第一方面强调引入有关食品安全管更加体系化和包容的概念，从关注危害向关注风险转变，强调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风险控制，从回应性监管向主动性监管的转变，引入政策决策的持续优化机制。第二方面强调改革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加强食品安全投入的科学性等。
人们常说，红酒能美容养颜。近日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喝红酒还有助于清理大脑垃圾。
英国罗切斯特大学麦肯·内德加德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小鼠进行了实验。研究人员连续30天让它们摄入低剂量、中剂量或高剂量酒类饮品，酒精含量分别为每日每公斤体重0.5克、1.5克和4克。测试结果表明，每天摄入0.5克/千克酒精，也就是低剂量酒类饮品的小鼠大脑清理“垃圾”的效果良好，这相当于体重为70公斤的人每天饮下约两杯酒精含量为12%的红酒。此外，中剂量的酒精摄入降低了小鼠清理大脑“垃圾”的能力，不过在24小时后，功能可恢复正常。高剂量酒精摄入对脑部“垃圾”清理能力的负面影响最严重。
麦肯·内德加德博士说：“众所周知，长期摄入过量的乙醇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不良影响。然而，我们在新研究中也首次发现，低剂量的酒精摄入有益于改善大脑移除‘垃圾’的能力，这些‘垃圾’包括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蛋白质斑块，它们的滞留可以导致人们患上痴呆症。”研究人员称，少量饮用包括啤酒在内的其他酒类饮品也有同样的效果。
推荐：广东省中医院临床营养科
主要功效：疏风热、利咽。
推荐人群：咽喉肿痛，口干便秘；外感风热之感冒、咳嗽、咽痛。
1.材料：蝉蜕5克、冬瓜500克、瘦肉200克（2~3人量）。
2.烹调方法：冬瓜洗净，去囊留皮切块；瘦肉洗净、切块飞水；蝉蜕冲洗灰尘。汤煲内加水1500ml，加材料，武火煮沸后改文火煲1小时，适量食盐调味即可。
3.汤品点评：夏季炎热，阳气上升，过多摄食辛辣温燥食物，容易导致咽喉肿痛不适；夏季天气变化大，雷暴不定时出现，不注意容易外感风热，出现感冒咳嗽、咽痛等症状。
夏季食疗多以清热解毒祛湿利尿为主，冬瓜做菜、煮汤等均宜，水分含量大，是补充水分、生津的好食材。冬瓜不仅能清热化痰、利尿生津，保留瓜皮利尿效果更佳，使热邪从小便而出，非常适宜夏季炎热天气时食用。蝉蜕，蝉科黑蚱羽化后的蜕壳，质轻，疏风热、利咽，常用于风热感冒、咽痛等，也因其有止痉功效，小儿惊风也常用，汤中配合冬瓜同起疏风热、利咽止痛的功效，适宜咽喉肿痛者，或外感风热咳嗽、咽痛者。但蝉蜕、冬瓜均为寒凉之物，脾胃虚寒者、孕妇不宜。
橄榄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相对更健康的食用油，而英国爱丁堡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甚至提出，存在于橄榄油中的油酸有助一种抑制脑癌的细胞分子产生，这或许能为这类癌症的预防带来新思路。
油酸是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存在于动植物体内，它也是橄榄油的一种主要成分。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环境下深入分析了这种物质。
据他们已刊登在《分子生物学杂志》的报告介绍，油酸能够让一种名为MSI2的蛋白持续产生miR－7分子。这种分子在人的脑部非常活跃，并且能够抑制肿瘤的形成。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发现展示了油酸对细胞中肿瘤抑制分子产生的助力作用。未来科学家可以深入研究橄榄油在脑部健康中的作用，或许还能开发出基于这种物质的脑癌治疗办法。但长期食用橄榄油是否确实有助预防脑癌，还需进一步研究。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保障公众知情权